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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三） 10：00 a.m.
劉子任學姐 畢業論文發表

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摘要人：饒淑惠

先瞭解：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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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後現代」的名詞由來

(一）名詞定義：

西方的學術發展歷程中，思考的方式可以分為向過去看與向未來看。向過去看有具體的對象，被視為一種超越。而向未來看則缺乏具體的內容，多出於想像或幻想，以致有一種模糊不清，甚至焦慮的不確定感，因此被稱為「後」。據此美國學者貝爾（Daniel Bell）提出後現代為「後」而非「超」。

(二）發展過程：

1870年-藝術界開始使用了這個詞彙。

1934年-被學界視為正式開始是在狄歐尼斯出版<西班牙及美洲詩選>中使用了postmodernism一詞。

1954年-英美語系採用後現代一詞始於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歷史研究>第八卷，將普法戰爭命名為後現代的年代。

5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及豪伊將後現代解釋為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現代理想瓦解年代。

60年代-美國菲德勒提出新概念，認為年輕人已從歷史中出走，後現代是大眾化的解放和直覺的抒放。

70年代-哈山將後現代從文學及社會論述帶入視覺藝術及音樂等，被認為是第一個將這個概念延伸到藝術領域。

1977年-評論家詹克斯將後現代主義定義為一種運動，是一種將新與舊，高雅與低俗混合又解放的形式。

1979年-八O年代進入哲學殿堂，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出版<後現代情境>，採用了後現代的概念。

二 「後現代」的歷史定位

1.「世紀末」還是「世紀初」：

在基督的史觀中，世紀是指千禧年，象徵人類得救的時刻。

西元1000年時是以歡樂與期待迎接新的紀元，而面對西元2000年，人類卻是以一種失落的心情對待世紀末。世紀末的概念出現於1886年，代表理性騷動及自我質疑的時期，強烈地感到對未來的一種意料之外，無法預見，瞬息萬變的不確定感，在資訊，電腦，大眾媒體，大眾傳播都展現了一種世紀末的態度。

2. 從「上帝理性」到「啟蒙理性」再到「理性改革」：

十六世紀前西方人以理性思維建構了「上帝」的本體，引導人的ㄧ生。十八世紀又以理性思維否定了上帝的絕對地位，建構了以「人」為中心的主體，稱之為啟蒙理性。至二十世紀下半，再對啓蒙理性提出質疑，並以「感覺經驗」取代「啟蒙理性思維」，這種反省象徵理性改革時代的來臨。即法國思想家傅科所宣稱的「人」的死亡，不再

將人作為概念的思考的基礎，這就是「後現代主義」時代的來臨。

3.後現代形成與社會生產力改變有密切關聯：

二次大戰後由國防工業轉為民間工業，生產關係的社會結構轉為消費關係的結構。資訊式的行動中心，電腦和資料庫的廣泛使用，使得過去的行為規範已無法滿足時代所需，以致形成新的文化機制，這就是後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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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後現代主義 VS 後結構主義:

1. 不能直接劃上等號

2. 但兩者有共同的認識論趨向：拒絕將所謂的真理視為固定永恆。

3. 皆有反本質主義的色彩，強調語言的不穩定性及其構成作用。

二 代表論述

德希達-意義的不穩定性

傅科-真理充滿歷史與偶然的性格

李歐塔-後設敘事的懷疑

＃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目的論，科學的確定性，基督教的道德性。

補充：例子-美術方面

達達主義（Dada或Dadaism）是一場興起於一戰時期的蘇黎世，涉及視覺藝術、文學（主要是詩歌）、戲劇和美術設計等領域的文藝運動。 達達主義是20世紀西方文藝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流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顛覆、摧毀舊有歐洲社會和文化秩序的產物。

台灣是否應該宣傳扯鈴文化？(周芊妤)

今天觀看新聞的時候發現一則新聞標題是：

比扯鈴還扯？ 綠委劉世芳稱"扯鈴"是中國文化 喊要刪僑委會預算(中天新聞 2016/11/21)

立法院外交委員在審查僑委會預算的時候，劉世芳立委提議應該減少扯鈴的巡迴教學預算，他提出的看法是僑委會現在的文化社教活動無法真的代表台灣文化，很多教學活動都和中國重疊。劉世芳立委說她不是反對扯鈴，但應該要與中國統戰部門的教學有所區別，要求僑委會在海外教學中更突顯能代表台灣的文化活動。而僑委會表示，在海外很受歡迎的"舞鈴劇場＂就融入了許多台灣的特色。(節錄自http://gotv.ctitv.com.tw/2016/11/302867.htm )

其他相關報導(聯合新聞網http://udn.com/news/story/1/2119642 )

撇開新聞的政治立場，個人認為這位立委是基於「為反對而反對」的立場講出了一連串令人啼笑皆非的話。

她提出反對的原因大致有其二：第一個是扯鈴無法代表台灣文化、第二個是宣揚扯鈴是跟中國宣揚其統戰思想畫上等號。

針對第一個理由我覺得這位立委把中國文化和台灣文化一分為二，然而我認為文化是不能做明確的切割的。

像是台灣的文化裡面確實包含了諸多中國(中華)文化，比如說茶文化、年節慶典不就都是中華文化嗎？但是這些文化發展至台灣後，台灣將這些文化在地化、本土化之後我想這些文化都能算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也如僑委會副主委田秋堇的回覆：「扯鈴雖然源起於中國，但其實是在台灣發揚光大。」扯鈴的確能代表台灣的文化，與台灣對於這些傳統技藝的尊重。

 此外，如果在暑假期間到國語中心附近走動時常也能看到帶著一群來體驗華語文化暑期夏令營的學童們個個玩扯鈴完的不亦樂乎，我想這些學童應該不會否定他們玩扯鈴這件事情不是屬於台灣的文化之一吧？

第二個我覺得這名立委的觀點有些謬論是因為她將文化侷限在政治思想上面，我想文化和政治是的確有關係的，誠如之前所說的國家意識形態。但是我覺得扯鈴這件事情並不是如此，文化是和政治相關但不一定完完全全屬於政治的附屬品，就我的觀點看來扯鈴應該和中國統戰扯不上太大的關係。

最後我的看法是如國台灣能夠好好發揚扯鈴文化的話，那麼大家在說到扯鈴的話第一個想到的不就是台灣嗎？所以我認為這名立委可能要在好好思考一下她的觀點了。

遙不可及的夢想 – 與攜手人築起一個溫暖的家 (洪尹芷)

聲稱為處在自由年代的我們，不會因為對方的身分高低或者性別傾向而輕估他人，然而，事實卻是如此嗎? 檯面上所說的話，檯面下行動並非如此。往年，同性戀者大遊行為自己爭取權利，告訴他人尊重思想、要求性別平等及多元成家等，這人人曉得口號，真正把話細細咀嚼及落實的人，又有幾個呢?

同性戀者彷彿是社會的邊緣人，過著遮遮眼掩掩的日子，深怕他人拆穿他們的面具，即便我們都說現在社會風氣多麼開放，然而這問題卻像是禁忌，猶如戒嚴時期，一旦談論到相關話題就像是被判刑般；抑或者只要認同或表明自己的態度，他人便立刻用狐疑眼神及苛刻語氣詢問你: 「為什麼要做出如此不堪之事?」，難道，自我坦承及認同是一個錯誤嗎? 愛一個人是不對的嗎?

相愛容易，相守難，可是，他們連相愛的權力都被剝奪，雖然老天賜給我們外在的軀殼，這是無法抵抗，但是，思緒和感官是自己主導的，非他人替我們左右擺弄。，曾經，曾問過身邊的同性戀有人:「你們膽敢向家人說我出櫃嗎?」，十個有九個搖頭，其中，有一個人說: 「即便坦然了，又如何?  家人雖表面上接受了，告訴你沒關係，我支持你，卻把醜話留在最後說玩玩就好，別太過火，適婚年齡一到，就得做該做的事。 那麼我們勇敢地表達自己的心聲又像被煽了一巴掌，或者說，這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因為當你大聲向這個社會宣告自己是同性戀者時，同時，也被這個社會宣判為死刑。」

不經一問: 他們的愛，不一樣嗎? 愛，這份信仰，不一樣嗎?

《思念相伴35年同性伴侶台大法籍教授畢安生墜樓亡》，這則社會事件引發譁然，李晏榕律師曾是畢安生的學生，他在畢安生逝世後在臉書上發表一篇文章，其中一段話引發省思: 「35年的共同生活，只因為沒有婚姻關係，到了最後還是任人宰割。」– 一針見血的說法，如蔡依林在2014年發表一首歌曲 《 不一樣又怎樣》的真實寫照，他們簡單平凡的愛，為何會變得如此複雜? 猶如歌詞的寫照: 「愛不只是抽象的信仰，應該是一種權利，不需要誰原諒或是體諒，而那些反對多元家庭的人，都沒有想過有些人愛得比合法夫妻長久，到生死關頭時卻無權以親人名義救愛人一命。」

換個視野觀看此事，倘若送進醫院的病患是你這輩子最親密的愛人，我們的心情會是如何? 著急? 害怕? 恐懼? 還是更多的負面情緒?

近期有名人說: 「神愛世人；神愛的是這世界所有的人； 你們可以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但並沒有剝奪他人爭取人權的權利，讓世界多一點善，多一點愛，從善如流 。」

延伸閱讀:

http://star.ettoday.net/news/449007

李晏榕 https://www.facebook.com/sdpyenjonglee/posts/763972380381682:0

平權不能只靠登記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1698

玫瑰少年- 葉永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WM7mAkn014

寫給所有活著的丹麥女孩：成為自己，無需抱歉- http://blog.cw.com.tw/blog/profile/220/article/2881

有一種愛叫鄭宜農與楊大正: 我愛你，不必擁有你http://womany.net/read/article/9588

蔡康永談演藝圈出櫃的孤獨 http://womany.net/read/article/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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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運動與女性崛起(盧秀鳳)

論〈蕭蕭〉的創作背景與女學

主題 張苾芳

沈從文的〈蕭蕭〉小說創作，藉著童養媳蕭蕭的遭遇，體現他對人性的關懷。 又藉著女學生的形象，映射女性的覺醒。本文透過女學運動與女性覺醒的歷史觀 察，結合沈從文早期的城鄉經歷、作品的相關文本、〈蕭蕭〉一文的各種版本，相 互參照，得知：沈從文透過蕭蕭表現鄉下人的純樸善良，又透過鄉民揶揄女學生檢 視女學教育的缺失。女學生雖然代表城市文明的覺醒力量，但離真正理性啟蒙尚有 一段距離。〈蕭蕭〉文本中的女學生形象，真實地反應了近代女學運動與女性覺醒 的歷史事實。

1844 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會會員、傳教士愛爾德賽在寧波創辦中國第一所 教會女校。1898 年 5 月 31 日中國人經元善在上海創辦第一所近代女子學校「經正 女學」。1902 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1907 年清政府頒佈《女子小學 堂章程》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承認民辦女學合法，並正式開辦官立女學堂， 中國女子接受學校教育初具雛型。但初始的女學運動，以培養婦德為辦學宗旨，實 施男女分校，所學多為《女孝經》、《女四書》等傳統的婦德教育。這種女學教育， 到了民國時期，深受批評。馮飛批評這是「以男子肉體之從屬尚不滿足，并需捕捉 其心神，使之徹底的由衷心獻好意於男子。」馮飛認為這是一種「主觀式的教育」， 要解決這種錯誤，應易之以「完全教育」。（馮飛，1929） 女學教育，在胡適等五四知識分子強烈提出男女共校的建議下，蔡元培於 1912 年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期間，進行了教育的改革，終於實行小學男女 同校的制度。各女子中、小學課程相繼改革，學科制由男女分科的「雙軌制」，轉 變為男女同科的「單軌制」。1920 年北京大學先後招收了九名女學生，選修學科可 與男大學生相同，達到了高等教育男女同校的宗旨。但由於諸多因素，還是沒有達 到女學教育的預期效果。 當時的施政者對女學教育採取敷衍的態度，他們說：「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 女同學你們看來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們意思辦。」（沈從文，2002：12 卷：7） 沈從文對這種現象曾有所批評，他說： 於是開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學。正因為等於在無可奈何情形中放棄固有見 解，取不干涉主義，因此對於男女同學教育上各問題，便不再過問。就是說在生理 上，社會業務習慣上，家庭組織上，為女子設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討論的各種問題， 從不作任何計畫。換言之，即是在一種無目的的狀況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 六。我們若對過去稍加分析。自然會明白這八年中不僅女子教育如此，整個教育事 實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過這八年，正是中國近三十年內政最黑暗糊塗時代。（沈 論〈蕭蕭〉的創作背景與女學主題 53 從文，2002：12 卷：7） 整個女子教育缺乏完整的配套措施，缺乏真正為女性量身打造的實質改革，純 然在一種無目的的狀況中。沈從文在〈燭虛〉中談到這種問題說：「對於人的教育， 尤其是與民族最有關係的女子教育，卻一直到如今還脫不了在因襲的自然狀態下進 行。」又說：「這個現象說明一件事情，即大學教育設計中，對於女子教育的無計 畫。這無計畫的現象，實由於缺乏瞭解不關心而來。」（沈從文，2002：12 卷：12） 在放任不管的情況下，五四前後的女學運動是失敗的，胡適說：「人人都說現 在的女子教育大失敗，因為女學生有賣淫的，有做妾的，有做種種不名譽的事的。… 只教她讀一點死書，不許她學做人的生活。…這不是女子教育失敗，這是女子教育 不曾解放的失敗。」胡適提出的藥方是「多多解放」，他說： 補救女子教育的失敗，就是多給她一點教育，不解放的教育失敗了，多給他一 點解放的教育。解放的女子教育是：無論中學大學，男女同校，使他們受同等的預 備，使他們有共同的生活。初辦解放的教育一定有危險的，但是這種危險沒有法子 補救，只有多多的解放。解放是消除解放的危險的唯一法子。（胡適，1929：91） 胡適解決女學教育缺失的方法，是以解放消除解放的危險，但沈從文認為五四 運動雖然叫響了女性「爭自由」，而「把趨勢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這和「如 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麼樣人」的教育改革本質相去甚遠。（沈從文，2002：12 卷： 6），對於女子教育，沈從文認為女學失敗的問題亟待解決，一定要從塑造人格的 「哲學」角度出發。（沈從文，2002：12 卷：13），他要的是從女性立場出發，能 充分解決女子教育問題的女學運動思維。他說： 此外凡是對於婦女運動具有熱誠的人，也應當承認改造運動必較解放運動重 要，做人運動必較做事運動重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婦女運動，以改造與做人為目 的。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女子，若還有做人的自信心與自尊心，不願意在十年後 墮落到社會常見的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婦人類型中去，必對於這個改造與做人運動， 感覺同情，熱烈擁護。（沈從文，2002：12 卷：9） 又說： 她不再是自然物，於人類社會關係上，僅僅在性的注定工作方面盡生育義務， 從這種義務上討取生活，以得人憐愛為已足。令她還可以單為作一個人，用人的資 格，好好處理她的頭腦，運用到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與人格，從書本 54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類 上吸收，同時也就創造，在生活上學習，同時也就享受。…也許我們需要的倒是一 種哲學，一種表現這個優美理想的人生哲學，用它來作土壤，培植中國的未來新女 性。（沈從文，2002：12 卷：13） 1923 年，沈從文到了北京，次年春進北京大學旁聽課程，開始嘗試文學寫作。 1927 年冬天，由北京到達上海，謀求新的發展機會。1929 年，經徐志摩推薦，被 校長胡適破格聘為講師，到中國公學任教。這段經歷讓他真正看到了中國女子教育 的實況，也讓他對女學的改造有了看法。 〈蕭蕭〉創作於 1929 年，距五四運動剛滿十年，這段時間正是女學運動勃興 的年代。女子從嚴禁接受學校教育，到准許男女分校，再到准許男女合校，全處在 摸索與實驗的階段。就歷史的觀點看，〈蕭蕭〉文本中的女學生形象，應扣緊女學 運動、女性覺醒的民初草創階段去追蹤觀察，才能客觀釐清真相。 沈從文的女學觀點，認為青年女子不應墮落到成為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婦人，而 是要用人的資格，好好處理她的頭腦，運用到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與 人格。用這種思維與〈蕭蕭〉中女學生的作為相對照，就可清楚看到沈從文透過鄉 民之口塑造女學生形象，正有其批評女學運動弊病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