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研究       by 饒淑惠

       「 身體研究」在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一直要到20 世紀下半期才逐漸獲得論述的正當性，毫無疑問的傅柯（Foucault）的研究在這發展中扮演了相當關鍵的角色，他在《規訓與懲戒》一書稱之為「微觀物理學」的討論中，觸及了身體規訓和社會論述權力之間的相關性。而在其後《性史》的討論中，更觸及了個人對自我，包括身體的操作所展現的「自我的技藝（Technology of the Self）」的討論，他指出這「自我的技藝」背後隱藏著的主體形構及社會論述權力之間的內在關係。無疑地，他的討論架接了「社會─論述─權力」及「自我─技藝─身體」兩造之間的內在關聯。這使得「身體研究」明確地獲得社會學科考察的正當性。因此我們可以說，20世紀八○年代後大量出現的身體研究，大致可分為兩個面向，一是突顯權力面向的身體規訓，一是強調品味面向的身體消費。前者的中心概念是治理性，談微觀物理學、生物政治。後者處理的核心則是自我認同問題，討論個人品味、流行風潮。

   「身體」一直是眾多學科的交集，其中一個重要的理由在於它可被「客觀」觀察的特性，這個特性使其成為實證研究中較具客觀性而可以藉以進行對話的交集。另一個重要的理由，則是身體展現在「自然／文化」之間的二元性：身體一方面是一種物理性的存有，有一定的特性、基本需求及表現的限制，另一方面它的外在表現又可視為是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形塑的結果，這因而引發以下的爭論：是身體的自然特性起著決定了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或社會文化賦予了身體作為「主體」行動的意義。這也就是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和建構論（constructivism）之間的核心爭論，也是人文社會學科中傳統的基礎議題，因而在許多相關學科的討論中都免不了會觸及這個議題。

    有關「身體」和社會建構之間的關係，涉及了一個基本提問：物質的「身體」在社會建構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而「權力的身體」及「消費的身體」這兩種表述乃是分別針對現代社會不同歷史階段所進行的診斷描述。

一 、權力的身體：

是將身體的技藝作為權力運作的表現（the presentation of power）。其關鍵差別在於強調將身體的技藝作為一種權力的工具。這種取徑以傅柯前期作品的規訓思維為典型的代表，。

二 、消費的身體：

在消費文化的討論中，特別強調的是消費者個體認同（identity）和品味（taste）的形構，以及其與鉅觀消費現象諸如時尚之間的關聯。個體的消費行為可以說就是身體「支用」外在世界的事物來進行當下性「饜享」的活動。

參考資料：權力的身體與消費的身體： 以身體為媒介的考察

                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 齊偉先 論文  

伊斯蘭 如廁文化(周芊妤)

上個禮拜在某個課堂上，老師和大家分享這學期國語中心有信仰伊斯蘭教的學生建議國語中心的廁所應該加裝水龍頭。當下的反應是「水龍頭」？廁所不是都有水龍頭嗎？上網查了一下之後得知因為伊斯蘭信徒在一天五次的禮拜前都需要「小淨」，需要清洗用來排泄穢物的身體部位，要以乾淨的軀體才能作禮拜。於是我回想起來我曾經去泰國遊玩時就見過這種廁所，當時不了解為何馬同旁邊會有一個蓮蓬頭，以為是用來沖馬桶或是洗廁所使用的，現在想起來只覺得自己實在是太無知了。

在伊斯蘭世界，去廁所原來有禁令不可用廁紙。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伊斯蘭國家的法律對於上廁所有10大嚴格規條：
1. 只用左手擦屁股，然後用水洗手。

2. 可以用石頭，但最好用三塊來擦屁股。

3. 如廁時要保持安靜。

4. 如廁期間，不能看書和閱讀報章。

5. 要先用左腳跨進廁所，用右腳離開廁所。

6. 一般男性小解時本可站着解決，但戒條則要求無論男女都要坐下如廁。

7. 如廁前後都要進行簡短的祈禱儀式。

8. 如廁時不能朝向聖城麥加的方向。

9. 進入廁所時，身上不可有真神阿拉的名字或可蘭經。

10. 不能看到自己和他人的生殖器官。

然而在2015年伊斯蘭國家之一的土耳其修訂規條，土耳其宗教事務部頒布新的指令，容許伊斯蘭信徒如廁時，若沒有適合的清潔方法，可用廁紙。我覺得他們的論點可能是因為當時在訂定此教條時衛生紙尚未發明，也或是因為全世界許多國家並沒有此種廁所(例如台灣)，造成許多伊斯蘭信徒的困擾。

之前有聽過印尼來的福美分享她只上早上的課堂，下午不上課是因為她需要做禮拜。透過這些事情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對於伊斯蘭教並不熟識的國家，在學校課堂上認識的伊斯蘭單純只是歷史課上的伊斯蘭歷史，而伊斯蘭的文化卻並沒有提點。前幾天一則報導說台灣對世界的無知排名排在第三名，我覺得是沒有錯的，主流媒體與學校教育讓大家對世界的認識是封閉的，政府最近在推動的新南向政策就應該先從認識東南亞文化著手，讓大家多加了解東南亞的多元化社會，而不是等到這些國家的人說台灣哪裡不友善之後再去作改進。

身體文化研究 ( 洪尹芷 )

雖然我們說我們是身體的主宰者，可是，真正主導我們的卻是身體，身體的文化在不同學派有不同解釋，無論是站在哲學、心理、醫學或是自然之說，皆可眾說紛紜、議論紛紛及無統一的說法，因此，有學者把身體的文化系分為五個要點，如下:

1. 勞動的身體
2. 政治化的身體
3. 消費或時尚的身體
4. 藝術化的身體
5. 物化的身體

我選擇第五要點來進行討論，光看文字很難立即消化什麼「物化的身體」，舉一件最常見的例子－「物化女性」， 我們會在什麼時候情況下會馬上聯想到這個詞，以下為某節目所分類的表格:

http://talk.news.pts.org.tw/show/12602

物化女性概念，其實隨時出現在你我身邊，因為媒體的強烈性的宣傳，讓多數人對女性外型審美觀扭曲，導致現代年輕女性對身體的身形及外貌有錯誤的觀念，甚至為了達到這些隱形的「標準」，去做整形手術來改變自己的外貌。 儘管這是一件十分不理智的舉動，但是因為科技的進步及社會價值觀，讓他們一步步陷入到深淵裡。

前幾年，「紙片人」的話題熱切，特別是在時尚圈，他們把「削瘦與美」化為等線，所以當「削瘦」的理論蠻橫在時尚圈奔波時，其後果則是得付出慘痛的代價。 因為「削瘦等於美麗」此可怕迷思，而得到厭食症、心臟衰竭及死亡。

雖然這些事件給時尚圈投入一顆震撼彈，可是很難在短期之內消除這些迷思，尤其是正值成長的青少年們，在網路及電視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早已把錯誤的觀念深深地植入腦海中。 

眷村文化-歷史建築保留      應華碩三   李明釗 

               眷村一般是指1949年到1960年代，來自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國軍眷屬，因當時國共內戰失利，政府遷台，國軍及眷屬追隨來台，大量人口壓力下，政府機關興建並配置房舍於全台各地，這些房子形成的村落被稱為「眷村」。有人認為榮民與眷屬自行興建大範圍的建物，及後來駐台美軍的宿舍等都屬於「眷村」範疇，台中巿的美村路路名更見證這段歷史(街名便來自「美軍眷村」的簡稱)。

               1950年代，中國大陸各地大約有200萬人口遷入台灣，政府為了解決人口激增的帶來的居住問題，房舍以軍種、職業、特性等類別安排，一些眷村名就是根據類別而命名的，如陸軍眷村多用「陸光」、海軍眷村多用「海光」、空軍眷村慣用「凌雲」、「大鵬」，「貿易」、「台貿」等為業界捐款而以此命名。

               1980年代，眷村共有個，98535戶，但隨著眷村或自購整建，眷村數量更大量減少中，面積也從1982年的2000公頃銳減到1214公頃(2007年)，許多眷村因疏於管理，任意整建等因素，面貌改變很多，現在眷村多給人簡陋凌亂之感。

               然而在文化資產保存日益被重視，各地方政府開始注意到眷村文化的重要性，2003年，台北巿政府將四四南村4棟眷舍登錄為歷史建築，隔年桃園的馬祖新村登錄為歷史建築，其他尚有眷村的縣巿，如澎湖縣、台南巿皆想盡辦法將眷村建築保留，而高雄巿政府更將文化保存的層級升等到文化景觀，陸續將左營海軍眷村及黃埔新村登錄為文化景觀，並於2015年試辦「以住代護人才基地計畫」，媒合喜愛眷村文化的個人、工作室或團體入住，以不破壞原建築風貌和非營利使用的前提下，供住者免費使用，藉此維護眷村老舊建物，同時讓眷村更有生氣，進而活化眷村，如今2017年開始開放第四期的計劃申請，筆者有機會於年初親臨黃埔新村，目暏黃埔新村正在推動的計劃，目前還有數戶還在整修，今年將有多戶可完工進住，而「以住代護人才基地計畫」，提供年青人住的選擇，也為沒落多時的眷村帶來一線生機，搶救台灣老屋又多了更多的可能性。

黃埔新村為全台第一個眷村，高市府推以住代護計畫，讓青年入住整修維護老屋。攝影：李育琴(圖片、文字來源)

參考資料

  1.http://e-info.org.tw/node/116779

 2.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C%B7%E6%9D%91

文化帝國主義(琳琳) 

   文化帝國主義是指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是歐美等先進國家，以資本主義的形式，藉由傳播媒介、消費機制將文化以商品的形式傾銷至其他國家，對於國家社會的影響不僅是在社會、政治與經濟上，亦動搖了國家根基文化，這是一種全球商品化的結果，它會形塑文化發展，使文化經驗相似一致。
   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包括文化的重要成份─語言，及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事物，如電影、卡通甚至是可口可樂等，都深深影響著其他國家。對於美國這種強勢文化，我們可以用文化霸權來說明它，文化霸權是一種控制消費者心理，強制性集體消費的強迫消費行為，它創造出一種同質性的大眾文化，麥當勞即是很好的例子。麥當勞是美國速食文化的代表之一，而在台灣它也早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但在文化上看似已經和美國同質化的表面下，事實上，在台灣的麥當勞也存有亞洲或者說是中國文化的影子，米漢堡就是結合中國文化的最好例子，它以西式的漢堡結合東方的飲食習慣，創造出新的產品；
   在管理學方面來說，全球化就像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等等，用一樣的政策處理全球的事務，統一的工作流程等等，此稱為全球化。本土化就是依造各地風俗民情的不同，採用不同的管理措施、工作流程、或是生產不同的產品等等。全球化和本土化或許可以兼容並蓄，但是得先看公司所需以及要走的路線，再根據市場所需來決定應該比較好。

傅柯專題: 閱讀心得盧秀鳳

Seminar on Foucault           何春蕤 教師 

What’s an Author, Order of Discours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本週閱讀內容：
Foucault, "The Order of Discourse" Untying the Text, ed. by Robert Young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113-138
Foucault, "The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307-313

在現象學方面，Heidegger以超越的自我來建立起主／客之分，從1960年代開始許多人都一直想對這個說法做出回應，想要去掉那個meaning-giving transcendental subject。結果產生的回應方式有二：結構主義的Saussure想找人類活動的客觀法則，以便把意義和主體都幹掉；詮釋學則保留意義但是把它座落到社會實踐和文本中，例如Merleau-Ponty就認為是活著的身體把經驗組織起來，而主體是歷史文化的建構，background practices則體現理解和處理事物的方式──這就是「詮釋」【不過在這裡的主體也已經不是原來那種創造的主體，而只是社會實踐的效應】。

有人說Foucault早期接受結構主義，晚期則傾向詮釋學。但是事實上，archaeology（各種對論述的分析，意圖找到其中的運作規則）及genealogy（發現那些限制的、模塑的、建制化的論述結構之形成由來）都並存在他的說法中，只是份量不同。可以說以《規訓和懲罰》為分界。身體、權力成為關注點。archaeology要看的是discursive formations and events that have produced the fields of knowledge and discursive formations of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也就是看論述如何使得一個領域的知識成為可能。genealogy則更注意power的因素，a process of analyzing and uncovering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th, knowledge, and power。知識和真理都是在各個建制、領域、學域之間及之內的鬥爭中產生的。

本次閱讀的文章的重要性（order of discourse），在於它標記了Foucault的轉型，由考掘學到系譜學。在分析論述時不再在內在找尋結構法則，而是關注全面滲透的社會權力。

“What is an Author?”這篇文章1969年在演講中發佈時是因The Order of Things所受到的質疑而起，別人質疑Foucault在書中沒有好好處理眾位被他引用的作者，Foucault則回應說他原意就不是說某位作家說了什麼，而是locate the rules that formed a certain number of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ir works (114)。因為其中有很強的和結構主義的對話，因此引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者Lucien Goldmann的質疑和討論。為了把論証說清楚，Foucault用這個演講來詳細解說文本論述如何建構了「作者」這個概念以執行某種權力效應。

首先，Foucault要先說明當代文本的特色。他認為了當代寫作的immanent rule (ethical principle)是：（1）寫作不再是個人表達，不指向自身，不侷限於interiority，而是在exterior deployment中現身，亦即寫作是interplay of signs, regulated by the nature of the signifier【可以讀成結構主義但是也可以說是後結構主義，不過重點是，寫作已經被整合到一個充分影響到這個活動的社會和語言結構中】；（2）過去寫作可以達成不朽，阻擋死亡，現在死亡voluntarily obliterates the self, effaces the self，把作者的particular individuality除去。然而作者的名字還是有其權力效應，它是a means of classification（也就是說：什麼才算是這個作家的作品）that implies relationships of homogeneity, filiation, authentification（也就是說名字描寫了作品的特殊存在狀態）。因此，「作者」的作用事實上是characterize the existence, circulation, and operation of certain discourses within a society（124）。

Author-function：其實是個organizing principle，而且也反映了歷史結構和權力的變遷：（1）書本因此成了objects of appropriation。18、19世紀當市場經濟將書本納入所有制和著作權的同時，也設立起對作者的檢驗和懲罰。（另一種閱讀：作者失去了對書本的掌控，但是補償的則是他重新發現了寫作的顛覆力，以致於周遭環境也開始看重／監控作者言論）。（2）作者功能隨著歷史而變。中世紀的文學根本不必列上作者名字，科學論述則要署名才有可信力（因為擔心妖言惑眾）。17-18世紀時變了，科學文本不必靠作者名字，而要看它和領域內其他學說的關係而定位，文學論述則非要有作者的名字不可【Foucault沒有詳細解釋原因，但是應該和論述與當時政治劇烈變遷，文人常常為文針貶時事有關吧！相較之下，科學領域已經成熟，已經有思想體系，有專業討論的社群，因此個人理論如何已不必靠個人名字來證明】；（3）透過一系列複雜操作建立了一個理性的整體，即作者，以建立統一性，影響我們如何讀作品，藉著作者來解釋作品中的一切和轉變，principle of unity neutralizes contradictions.

19世紀有些作者遠遠超過了這種力量，因此繼續強化了作者功能。小說家如Ann Radcliffe創造了Gothic Romance，她的作品和其他這類作品有極強的共同點，但是那些偉大的initiator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如Freud and Marx則更厲害，甚至可以肇始和他們完全相反的理論。科學理論家與其後來的人平等，但是論述創始人則根本和後來者不同級。這些原因都使得後來的人在辯論時不得不回溯先人，也因而不斷加強所謂「作者功能」：科學的rediscovery, reactivation，是把原來的知識座落到新的領域中，而人文科學則是return to，是不斷改變轉化原有的論述實踐，每次都需要建立其個別特殊性，也因而更強化創使者的神祕地位。【19世紀也是human sciences專業誕生的時刻，由於缺乏客觀實驗作為檢驗工具，只能靠不斷的闡釋，不斷的回溯前行者來證明己身theoretical validity，難怪作者功能會那麼重要】

最後一節Foucault說明了他與結構主義原則的距離。特殊的論述性質或關係是沒有辦法被所謂的個人expression或文本內在邏輯所解釋的，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歷史的分析，以說明作品的mode of existence: the modifications and variations, of modes of circulation, valorization, attribution, and appropriation。而這些都牽涉到知識和權力的問題。主體不會被拋棄，但是它也不再是意義的源頭，而需要研究其功能，其對論述的介入，其倚賴的系統。要問的是：主體在何種條件下，何種形式中，出現在論述的秩序中，扮演何種角色，追隨何種原則。主體不是創造者，而是論述的功能（效應）之一。

“The Order of Discourse”：這一篇傅柯就任新職的演說清楚的挑戰哲學主流，建議新的研究方法和力場，是篇有指標性的作品。「論述秩序」指的是those rules, systems and procedures which constitute and are constituted by our will to knowledge。論述實踐建立起the definition of a legitimate perspective for the agent of knowledge, and the fixing of norms for the elaboration of concepts and theories。不可能在其外思考或說話，否則就是瘋癲，因此可見論述的權力性。

論述誕生於慾望（自由）和建制（限制）的張力之間。兩者的永恆搏鬥誕生了論述。

論述的生產是controlled, selected, organized and redistributed，透過以下三種程序以避免論述的力量和危險，控制意外事件，躲開其強大的物質性：

1. 社會的外在排它、限制的法則：(a)不准談某些東西，如性或政治；(b)二元高下分野與拒斥（理性／瘋狂之間的微妙關係隨著歷史而變）；(c)真理不再是儀式性的宣告事件，而是語句本身的意義形式對象【也就是真理的物化，好像語句本身就有什麼真理性似的】，真理和虛假之間的差距被建立起來，展現了will to truth，尚未經驗事物之前就在主體身上強加了立場、凝視、功能，並透過強化分布發行來重新得力。
2. 文本內在的法則建起分類、排序、分配的原則，以控制論述的事件層面：(1)無數的評論把原典和二手之間的差距建立起來，也使得更多的二手得以出現，不斷重複已經被說過的，但是卻呈現為尚未說過的；解釋不但不會發現新意義，反而使得意義倒空稀薄；(2)作者被發明出來解釋作品的內在一致性，作品現在以作者的個人性來說明；(3)學科被發明出來，有確定的對象、方法、準則、定義、理論眼界，這些都限制了論述出現的形式和場域。
3. 既不內在也不外在的運用條件、發言者角色、限制近用。Ritual, gesture, behavior, circumstances都是必要，教育可以維持或改變論述的使用。

哲學思考中有很多東西都支持這樣的掌控措施，例如（理性主義提供的）founding subject，或是（經驗主義高舉的）originating experience，或是（現象學指出的）universal mediation，不談論述，高舉源頭主體，經驗和意義作為既有──這一切雖然看來好像愛好logos，但是事實上反映一種對論述的恐懼。Foucault則想要強調the materiality of discourse，顯示discourse作為event，以便挖掘論述的豐厚性以及它在社會結構內的行動力。

為了抗拒這些限制和思考框架，需要重新把論述當事件【Searle就是因為這樣才重新變得重要】，拒絕signifier的主權，拒絕把論述實踐窄化為文本。Foucault因此建議新的方法學原則：（1）顛倒／顛覆，例如瘋狂為哲學之本；（2）斷裂性，論述彼此交會並列，也可能互相排擠；（3）特殊性，不能在先前的指涉上理解意義，而要看此刻的特殊性，論述是一種暴力，切割出可以被辨識的世界；（4）外在性，不要妄想深入核心，而要看外在的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

以Event來對抗creation，以series來對抗unity。強調regularity來對抗originality，強調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來對抗signification。

過去思想史找的是創始點、作品的一致性、斷代或主題、個人獨創性、以及其他埋藏的指涉。但是傅柯認為現在需要關注的是event, series, regularity（非原創性）, chance, discontinuity, dependence, transformation。研究論述就要注意其事件性和物質性，不看連續性而看斷裂性，而且關注alea，意外因素必須被考量【不相信決定性因素】。

最後Foucault建議進行critical task（研究那些排外的、稀薄化、統一化的措施）以及genealogical task（在上述原則下，論述是如何組成的），他個人則預告將研究性史，看看性論述是如何被禁止、限制、組成。